创界 “老北京”柯马凯: 感谢父母把我生在中国(我和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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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柯马凯是个“斜杠”国际友人，他总能在纯正英式英语和地道北京腔之间“无缝切换”，就像他能同时胜任多个头衔：北京京西学校联合创办人、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他的身上有一种友谊传承：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者柯鲁克和伊莎白是他的父母，他自己投身国际教育、见证乡村振兴、深耕友好交往，他的女儿和外孙女都选择在中国生活。对于他的家族来说，中国不仅承载着一种情感、一种缘分，更是他们投身伟大事业、实现梦想和追求的地方。

外国脸、北京腔，爱在胡同里溜达。1951年出生在北京的柯马凯常以“老北京”自居。“感谢父母把我生在中国”，这是他的母亲伊莎白曾说过的一句话，也是柯马凯常说的一句话。

一辆旧轮椅，为伊莎白预留的“专属座位”——不再是中国革命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

收到记者的采访邀约，柯马凯把采访地点定在了“老妈的故居”。沿着北京外国语大学家属区的“伊莎白小道”，向里走不远便是。

家门口，停放着伊莎白曾使用过的轮椅。“母亲直到100多岁时腿脚都还灵便。后来，我们怕她摔倒，拄拐杖也不太保险，就给她买了这辆轮椅。”柯马凯回忆说，“她却经常推着轮椅走，还邀请她的朋友坐在轮椅上，推着他们走，像个‘老顽童’。”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不久前，为致敬支援和帮助过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国际友人，原创大型曲艺音诗画《伊莎白》先后在北京、四川进行巡演。北京首演结束后，柯马凯推着这辆轮椅走上台向观众致敬，这是为伊莎白预留的“专属座位”。

《伊莎白》参考了主人公在中国生活、工作过的足迹，采用四川清音、湖北大鼓、京韵大鼓、陕北说书等民间曲艺形式。“我非常喜欢《伊莎白》的设计——多种中国传统曲艺形式与交响乐、现代的声光电技术巧妙融合。”在柯马凯看来，中国本土的传统曲艺和来自西方的交响乐相结合，正如母亲的多元文化背景。“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能把《伊莎白》或者它的选段带到英国等国家。艺术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美美与共，我相信外国观众也能体会到其中的美感和深意。”

《伊莎白》展现了主人公在中国的传奇一生。伊莎白的父母来自加拿大。1915年，伊莎白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抗日战争初期，她在四川投入乡村建设运动，在成都结识了大卫·柯鲁克。1942年，两人在英国结婚，并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1943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47年，夫妇二人以国际观察员身份前往晋冀鲁豫解放区，观察并记录中国土地改革过程。1948年，应中国共产党邀请，他们来到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此后便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新中国的英语教学事业。

2019年9月，104岁高龄的伊莎白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颁奖词指出，她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作出杰出贡献”。如今，“友谊勋章”被端正地摆在客厅的显眼位置，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伊莎白的画像。画中的伊莎白满头银发，微笑着看向远方。

柯马凯家中悬挂的伊莎白画像。人民日报记者强薇摄

伊莎白曾在一次演讲中谈起“留在中国”这个决定：“我们发现，我们已经不再是中国革命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了。我们属于这里，因此我们留下了。”柯马凯告诉记者，父母“将自己视为伟大事业的一员并参与其中”。

一本摄影集，用柯鲁克的镜头记录中国——喜欢被称呼“同志”，反对给予外国人的“特殊对待”

得知记者想了解父母与人民日报的渊源，柯马凯提前做了功课，准备了许多父亲柯鲁克拍摄的老照片和资料，其中包括一本被柯马凯珍藏着的摄影集——《大卫·柯鲁克镜头里的中国：1938—1948》。书页已经被翻得有些旧了，封面上写着“概不外借”。

摄影集收录了柯马凯的父母10年间在中国农村拍摄的资料照片，其中有一个独立的章节，展现了柯鲁克镜头下党报编辑记者的工作和生活。1947年重返中国后，二人在晋冀鲁豫解放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武安山区的十里店村落脚。巧合的是，一支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编辑记者组成的土改工作队也进驻了十里店村。二人便作为“观察员”汇入工作队，成为中国土地改革的见证人，为他们的社会调查著作《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也为人民日报（今天的人民日报于1948年6月15日由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而成）早期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记忆。

摄影集《大卫·柯鲁克镜头里的中国：1938—1948》中收录的一幅作品，呈现了当时用马匹运输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场景。

大卫·柯鲁克摄

柯马凯向记者一一介绍父亲拍摄的照片：“这是当时印刷报纸用的铅印机；这是负责运输报纸的马匹，马背上驮着成卷的报纸，多有意思！现在，在手机上就能阅读人民日报了。”柯马凯还将一些已扫描为电子版的照片发送给记者：“这是父亲拍摄的工作队部分队员的合影。”照片中，身材较为魁梧的是罗林，戴眼镜的是何燕凌，留着齐肩短发的则是女队员吴舫，在镜头前爽朗地笑着……

柯鲁克早年在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期间学习了摄影技术。一次战斗中，他因负伤被转送到了白求恩所在的医疗队接受治疗。“国际纵队的成员来自不同国家，说同一种语言的成员自然而然交流得更多。也正是在英语圈里，我父亲接触到了埃德加·斯诺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籍，随后萌生了前往中国的想法。”柯马凯回忆。

柯马凯展示父亲的摄影集《大卫·柯鲁克镜头里的中国：1938—1948》。人民日报记者强薇摄

柯鲁克的相机记录下了抗战时期和土改时期中国农村的风貌，其中部分图片也成了夫妇二人社会调查著作的配图。柯马凯说，在解放区，父母非常喜欢大家用“同志”称呼他们，反对给予外国人的“特殊对待”。“当时有人提议为父母派专人做饭，可以‘吃小灶’，他们坚决不同意。”后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执教期间，两人也更愿意在学生食堂和同学们一起就餐、交流，鲜少去教工食堂。

柯鲁克于2000年离世，家人为了纪念他，在院子里栽种了一棵银杏树。柯马凯说，这棵树栽下去时还没有手腕粗，如今已是枝繁叶茂。伊莎白在世时，经常坐在树下晒太阳、和邻居聊天。柯马凯告诉记者，“秋天来最好看，满树的黄叶”。当下正值早春，银杏树已开始萌发新芽。

一张“五星卡”，续写四代人的中国情缘——愿做小小的螺丝钉，在中国完成梦想和追求

“我的母亲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也就是‘五星卡’的前身；我、我的女儿和我的外孙女都有‘五星卡’。”柯马凯骄傲地说，“一家四代人都有‘五星卡’，或许我们家是独一份。”

跟随家人的脚步，柯马凯如今投身教育领域。“我的曾祖母、祖父母、父母都是教师。”柯马凯说，在英国完成大学学业后，他曾先后在英国、美国当老师，“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想回到中国”。上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北京，柯马凯看到在京外国人子女的教育需求，和朋友联合创办了北京京西学校。柯马凯带着学生们串胡同、做月饼，学习中国历史文化，促进跨文化交流。

同时，柯马凯还出任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足迹遍布中国多个省份的乡村地区，切身感受到了中国乡村的巨大变迁。“我们经常前往四川、甘肃、陕西、山西等地的乡村，组织培训项目，促进城乡合作社发展。我们也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交流各国先进经验，也把中国乡村振兴的有益经验介绍给其他国家。”柯马凯说，“我不仅是中国乡村振兴、农民致富的见证者，也出了一份力呢！”

在国际友好交流领域，柯马凯也是“领军人物”。多年来，柯马凯与许多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国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和他们的亲属保持着联系。“去年九三阅兵前夕，我们联络到了几十位国际友人的后代或亲属，最终有20多人来到北京参加了这场盛大的庆典。”柯马凯说。

2004年，柯马凯也同母亲一样，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他说：“我也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很荣幸看到中国的繁荣，也很高兴能在中国完成我的梦想和追求。”

不仅是柯马凯，柯鲁克家族与中国仍有着深深的情缘。柯马凯介绍，他的哥哥柯鲁曾供职于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又搭着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的东风创办了在华外资企业；他的弟弟柯鸿冈是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台节目制作人及中文部主持人，常年活跃在中英两国文化交流的一线；他的3个孩子虽然出生在英国，但大女儿在中国当老师，外孙女也出生在中国。“我的外孙女非常喜欢在中国的生活，我的女儿很希望她也能留在中国。”柯马凯说，“我们家几代人对中国都有着深深的感情。”

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并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在中国生活50多年，退休后仍在支持乡村振兴、积极推进国际教育事业。“我的余生将在北京度过”，柯马凯说。无论离开多少次，他总是会回到北京，“这里就是有一种奇妙的吸引力”。